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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日本著名的政治傢、實業傢,也是收藏傢的菊池惺堂,引用他遺留下來的日記等第壹手史料,探討迄今為止從未被探究的從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碑帖,以及以這些書畫碑帖為核心的收藏如何在關西形成等問題。期盼通過探討這些問題,對解開日本為何會成為中國流入的書畫碑帖壹大集散地要因有所幫助。


前言

本文是筆者日中近現代書畫碑帖收藏史(以下簡稱“收藏史”)研究的壹環。筆者的意圖在於建構該時期的收藏史,因此把從明治維新到辛亥革命(清末)分為第 1 期,從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分為第 2 期,從二戰結束到戰後日本經濟復興期分為第 3 期,從戰後日本經濟復興期到中國的“文革”期分為第 4 期,以“文革”結束到現在為止暫定為第 5 期。本文的重點是探討收藏史上劃時代性的第 2期,而這個時期之所以看作是劃時代性的背景如下:因清朝滅亡,使得財政上落入窘迫境地的清皇室及其高官收藏的書畫碑帖,無法全部被中國國內市場消化,而大規模地流失到日本和歐美;岡倉天心(1863—1913)在波士頓美術館主持中國藝術品的收集;以及這壹時期以日本關西為中心的中國書畫碑帖壹大收藏的形成 [1]。

有關第 2 期收藏史的研究,以富田升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流転:清朝秘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2)為開端,有陶德民編著《內藤湖南與清人書畫: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所藏品集(內藤湖南と清人書畫:関西大學図書館內藤文庫所蔵品集)》(關西大學出版部,2009)、《大正癸丑蘭亭會的懷古與繼承:以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所藏品為焦點(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學図書館內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關西大學出版部,2013)、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研究會編《中國書畫探訪:關西收藏傢及名品(中國書畫探訪:関西の収蔵傢とその名品)》(二玄社,2011)、《國際研討會報告書: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的過去與未來(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関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2012)等,但這些先行研究多半隻是概括性地提及,或確認個別收藏傢的收藏動向,應該說對這壹時期的收藏史研究還處於初期階段。

菊池惺堂(1867—1935)也是活躍於這壹時期的著名書畫碑帖收藏傢之壹,他原名晉二(晉是略稱),大正九年(1920)繼承傢業之後襲名長四郎,書齋名為味燈書屋、是空庵、蘊真堂,店鋪名稱為佐野屋,但以號惺堂廣為人知,是集實業傢、政治傢、文人畫傢、藏書傢於壹身的人物 [2]。如內藤湖南(名虎次郎,1866—1934)在以下《董盦藏書畫譜》(博文堂,1928)序言所示,應把惺堂看作與山本二峰(名悌二郎,1870—1937)並列的東京著名收藏傢:

東京有山本二峰、菊池惺堂君 [ 菊池氏之藏,多毀於癸亥之災,可惜 ]。京攝間,有上野有竹、小川簡齋二君,已故。而繼之者,有齋藤董盦、阿部笙洲、藤井靄靄諸君。是以近時唐宋劇跡之富,殆軼於本國焉。

此外,在上述註解中記載的大正十二年(1923)發生的“癸亥之災”(關東大地震)中,惺堂的眾多收藏品都歸於灰燼,可能是這個原因,儘管惺堂是以收藏蘇軾《黃州寒食詩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李氏《瀟湘臥遊圖》(國寶,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參見編註 2)、渡邊華山《於公高門圖》(重要文物,現藏株式會社 AMG,參見編註 2)及《定武本蘭亭序》(現藏木雞室)等精品而聞名遐邇的收藏傢,但迄今為止,他幾乎沒有被關註過。

筆者自平成二十五年(2013)起得到惺堂傢屬的協助,在考察其收藏活動過程中,發現他是壹位與其他收藏傢截然不同的極為重要的收藏傢。這是因為他既隸屬於與第 2 期收藏史密切相關的兩大“收藏集團”(後述),同時還留下了其他收藏傢沒有的日記 [3](圖 1)等第壹手資料。故本文以惺堂為出發點,探討迄今為止從未被探究的第 2 期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碑帖,以及以這些書畫碑帖為核心的收藏如何形成等問題。期盼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對解開日本為何會成為中國流入的書畫碑帖壹大集散地要因有所幫助。本文論述順序如下:在第 1 章中,筆者先定義和第 2 期收藏史密切相關的兩大“收藏集團”,在該章中以“《書苑》(日語《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為對象;在第 2 章中,以“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為對象,並通過惺堂的收藏活動,闡明這兩大收藏集團何時形成、何時解體及具有何種特徵;接下來在第 3 章中,以惺堂的收藏活動為坐標軸,追尋他如何由“《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向“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靠攏的變遷脈絡,並論述關西中國書畫碑帖收藏如何形成等。

圖 1ˉ 日本最早的書法專業雜誌《書苑》(及後續雜誌《書畫苑》),《書苑》創刊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11 月 3 日


壹、“《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

曾布川寬氏在《歡迎探訪關西中國書畫收藏》(前揭《中國書畫探訪》,第 4—8 頁)中,認為關西中國書畫碑帖收藏之所以形成,乃是基於學者、收藏傢、業者三者的理想合作,就是說曾氏認為具備壹定規模精品收藏的形成,需有壹個由“鑒賞傢”“收藏傢”“業者”三者組成的“收藏集團”,而且這個集團內部成員必須緊密合作。為解開書畫碑帖由中國大規模流入的第 2 期收藏史上的中國書畫碑帖收藏形成過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個別收藏傢進行考察,但比這更重要的是首先要了解這些“收藏集團”。

先來看看“鑒賞傢”“收藏傢”“業者”具體是些什麽人物。首先,所謂的“鑒賞傢”是指那些對中國書畫碑帖擁有廣泛且專業的知識,並從事作品真偽鑒定和鑒賞的人物,有時他們也兼具鑒藏傢身份。據前出富田氏論著,古董商山中定次郎(1866—1936)在民國初年因壹次性地購進恭親王舊藏而名聲大噪,但他卻把書畫類排除在外。究其主要原因:壹是書畫碑帖在當時文物交易中屬於高價商品;二是特別在日本,關於中國繪畫,很難對與“古渡”(江戶時代以前傳入日本的文物—原作者補註)性質截然不同的“新渡”(明治時代以後傳入日本的文物—原作者補註)給予評價 [4]。故是那些通曉中國事務的漢學傢,或是在中國長期生活過,對書畫碑帖極具鑒賞眼光的人物承擔起了鑒賞傢職責。其次的“收藏傢”需要對中國書畫碑帖抱有興趣且學術造詣很深,但他們首先必須是具經濟實力的資本傢或實業傢。尤其是在中國書畫碑帖大規模流入日本的大正年間,由於第壹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日本經濟景氣,出現了壹個以實業傢為中心的收集熱。最後的“業者”里也包含中介商。壹般認為“業者”的作用是在鑒賞傢和收藏傢之間穿梭搭橋,並承攬鑒定、販賣、展覽及出版等諸多業務,起著收藏集團“事務局”的作用。

先來考察壹下以“《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書苑》(後續雜誌《書畫苑》〔日語《書畫苑》〕,圖 2)是以會員組織“法書會”為基礎,於明治四十四年(1911)創刊的日本最早書法專業雜誌。這個收藏集團以精通中國書畫碑帖的《書苑》編輯黑木欽堂(1866—1923)和滑川淡如(1868—1936)為中心而形成 [5],以《書苑》為核心雜誌,其活動時期也是從《書苑》的發刊到停刊為止,即從明治四十四年到大正九年為止。先來了解壹下惺堂與這個收藏集團的關係。如《東京名流書畫古董愛好者種類調查:其壹(東京名流書畫骨董愛好傢の種類調べ:其壹)》 [6]所示,惺堂與淡如關係很密切,曾經通過淡如的中介,購入了元代倪瓚和黃公望的大幅作品。

……順便提壹下氏〔菊池經政,前代長四郎〕的養子晉二〔惺堂〕氏,最近經由書法傢且精通中國文物的當代首位鑒定權威滑川淡如氏的中介,購入了元四大傢倪雲林和黃壹峰的大幅作品,毋庸贅言這些皆是稀世名品。

此外,在滑川淡如《王叔明雅宜山齋圖》的解說中 [7],有如下壹段:

……此圖原藏吳中,為著名掛軸,被羅叔言〔振玉〕物色到,他正欲購買之際,我偶然觀賞到此畫跡,遂迫不及待地讓對方割愛,使之成為自傢收藏,雙方進行了交易。我剛看到此畫時,也是垂涎不已,無奈其價格非區區壹寒儒所能承受,乃轉讓給了菊池氏,遂納入其〔蘊〕真堂寶庫中。



從以上淡如把王蒙《雅宜山齋圖》推薦給惺堂,並被其納入收藏這點來看,可見淡如當時是身兼鑒賞傢和中介人兩職。此外,淡如在大正八年(1919)至九年發生了“滑達事件”(也稱“6 萬元事件”)。“滑達”由來於其原名滑川達。整理壹下當時以《讀賣新聞》為中心的報道內容 [8],可知在義和團事件之際,從清內府流失的李氏《瀟湘臥遊圖》東渡日本,先被竹田貞吉秘藏,後他通過山澤卯三郎引介,把畫委託給書畫商川崎音吉(店鋪名稱為大和屋),讓川崎尋找買傢。據說大正八年 12 月中旬,川崎請淡如鑒定的同時,出 1 萬日元價格,委託淡如尋找買傢。淡如以 5 千日元的價格,從川崎那裏買下畫,卻在第二年 3 月,以 6 萬 2 千日元的價格,將這幅畫賣給了老朋友惺堂。這件事被久鬆警察署發覺,而此時淡如已給川崎支付了 5 千日元。在這之後,竹田以貪汙罪向檢察院提起訴訟,起訴川崎,此事才發展成大事件。同年 11月 11 日,淡如支付了竹田 1 萬 1 千日元,和以前支付的 1 萬日元加起來,總計達 2萬 2 千日元,此事才和平了結。據說也處於事件旋渦中的惺堂就購入《瀟湘臥遊圖》的金額時說:“不算貴,但也絕不算太便宜。”大正十五年(1926)的當時,《瀟湘臥遊圖》與蘇軾《黃州寒食詩帖》(惺堂藏)合起來的價格達 30 萬日元,所以惺堂才說出以上的話 [9]。對此,據說作為事件當事人壹方的淡如破顏哄笑道:

針對來自壹部分漢詩人的中傷及壹些不足掛齒的小報雜誌誣言,本人並不介意,也無必要去辯駁,但說菊池君是我的恩人,而我卻恩將仇報,這簡直毫無道理 ! 我隻是把根據自己鑒識眼光而鑒定的名品賣給了知己,從中賺取了 4 萬日元,對於這點,絲毫不感到有什麽歉意。


圖 2ˉ《菊池惺堂日記》全 4 冊,日記自昭和二年(1927)11 月 1 日至昭和七年(1932)10 月 26 日,菊池隆村氏所藏


但不管怎樣,惺堂和淡如的關係因這件事而疏遠。《菊池惺堂日記》昭和四年(1929) 11 月 28 日的日記里,有如下壹條:

二十八日,晴,上午去山田醫院,和他壹起赴紅葉館。此行受笹川喜三郎之邀,觀賞陸探徵〔微〕及其他中國古畫。犬養木堂、杉溪六橋、榊原鐵硯、滑川淡如、博文堂老人〔莊左衛門〕等亦同席。因多年前的那件事,與滑川早已斷絕了來往,故此次山田、榊原、笹川諸位出於擔心,要滑川向我謝罪,但我本來就不介意此事,就接受了滑川的謝罪,出席了今日的聚會。

日記中提及的“多年前的那件事”指的就是“滑達事件”,從以上記述中,可知到昭和四年為止,惺堂已和淡如斷絕了往來。但後果並不隻限於此,據樂天先生《藝苑笑府(蕓苑笑府)》(《書道及畫道》第 6 捲第 1 期)記載,淡如被作為名譽會員參與活動的漢詩團體“隨鷗吟社”、以大村西崖為核心的文人畫團體“又玄畫社”,及以惺堂為首組成的書畫團體“遊戲三昧會”除名,剝奪了社會地位。

另壹方麵,就欽堂與惺堂的關係,如黑木安雄〔欽堂〕在《關於本刊刊載的影印(本誌掲載の印影に就きて)》(《解說》,《書苑》創刊號所載,未刊載頁數)中所記,惺堂應欽堂的要求向該雜誌提供過印譜:

……文友菊池惺堂傢藏印譜頗富,並以收集古刻印章為樂趣。正值《書苑》發刊之際,赴他傢,求其出示印譜。

那以後,惺堂還向《書苑》提供自己的收藏品,由欽堂撰寫過解說文,但在欽堂身上,看不到像淡如那樣的中介活動。即便如此,如以下樂天先生的《藝苑笑府》 [10]所記,“滑達事件”之後,欽堂自己也發生了“黑欽事件”(大正九年):

接著“滑達事件”,又爆發了“黑欽事件”,這也是“玄畫社”中所謂第壹流文人中的壹位,黑木欽堂(安雄)。據聞他作為假書畫欺詐事件的連帶嫌疑人,被檢察院傳訊,狠狠地被訓導了壹番。但檢察官給予了寬大處理,說如果從現在起 10年之內,他不僅於乃木(希典)將軍的書幅,在其他所有書畫上,自制不再寫箱書(指的是作者或鑒賞者在裝書畫和陶瓷器的箱子上題名或蓋印章,以證明價值—譯者註)的話,將撤銷對他的起訴,於是在 10月 29 日,他做出讓步。本來寫箱書可以說是博識並精於鑒賞學者的壹大特權,但如果欽堂沒有勇氣當著公正無私法官的麵,與檢察官辯白自己精於鑒賞,而是厚著臉皮發誓以後謹慎處事,做讓步之舉的話,那證明了他肯定寫過令人起疑的箱書。(以下略)



透過這則新聞,可看出欽堂從撰寫乃木希典等的箱書(鑒定)中獲利。此外,這則報道雖沒提及,欽堂在收藏傢林朗庵(名熊光,1897—1971)於大正八年通過文求堂中介,以 1 萬 5 千日元價格購進的黃庭堅《王史二氏墓誌銘稿捲》(現藏東京國立博物館)上,題有跋文 [11],從而知道他也從事過中國書畫碑帖的鑒定活動。

通過以上探討,總結壹下以“《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的形成、解體及其特徵。首先可以斷定這個收藏集團於《書苑》創刊的明治四十四年形成,壹直存續到其後續雜誌《書畫苑》停刊的大正九年左右為止。該集團解體的背景是“滑達事件”(大正八年至九年)和“黑欽事件”(大正九年),從其與《書畫苑》的停刊在時間點上壹致來看也很明顯。這以後的欽堂於大正十二年(1923)8 月 31 日,在富山縣高岡講演時突然倒下,驟然去世。淡如則由於遭遇關東大地震,生活變得窮困潦倒,靠村井吉兵衛(1864—1926)和田中光顯(1843—1943)的救濟,以壹介書法傢展開活動,與收藏活動拉開了距離 [12]。其次,由淡如的例子亦可證明,從鑒定書畫碑帖到決定價格,乃至成交,這個集團都是由個人來操作。也就是說,其特徵是中間不存在業者(中介商—譯者註),是鑒賞傢和業者(中介個人)合為壹體。至於另壹方的欽堂,雖然隻了解到他是作為鑒賞傢開展活動,但衹要這中間不存在業者(中介商),那他因寫箱書而生發的決定“鑒定費”金額多寡及接受等,都是他自己來運作,因而可推測他的情形應與淡如相同。也可以這麽說,正是由於中間環節沒有業者(中介商—譯者註),結果發生了“滑達事件”和“黑欽事件”,才導致了以“《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的解體。


二、“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

關於“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情況,以上述曾布川寬氏論考中提及的人物為線索,整理如下:該集團有鑒賞傢羅振玉(1866—1940)、長尾雨山(名甲,1864—1942)、內藤湖南,收藏傢有惺堂、二峰、阿部房次郎(號笙洲,1868—1937)、小川為次郎(號簡齋,1852—1926)、上野理壹(號有竹齋,1848—1919)、二代黑川幸七(1871—1938)、 四代藤 井善助(1873—1943),業者(中介商—譯者註)有博文堂(老闆為原田莊左衛門〔號大觀〕,1855—1938),而統領整個集團的首腦則是犬養木堂(1855—1932) [13]。竹浪遠在《犬養木堂》(前揭《中國書畫探訪》,第 12 頁)中指出:

從政治資金和援助別人的需要出發,木堂自己並沒有很多收藏,但他把源源不斷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介紹和推銷給有親密交流關係的政界和財界同好之士,以力保這些文物的安全與完整。

如竹浪氏所言,木堂有時也直接參與介紹和推銷,但大多數場合,似乎是通過博文堂展開中介活動。《木堂翰墨談(木堂翰墨談)》(博文堂合資會社,1916)出版以後,木堂作為鑒賞傢的聲望日益高漲,來日的中國人收藏傢先請木堂鑒定已成為慣例,這樣壹來木堂自然就能最早獲得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碑帖信息。大多數情況下,他通過博文堂把這些書畫碑帖中介給該集團的收藏傢,或委託給鑒賞傢鑒定,故應該說木堂實質上在統領這個集團。該集團的形成和解體與博文堂中國書畫碑帖的影印出版幾乎發生在同壹個時間點,也正如菅野智明所指出,是因為博文堂的影印出版活動帶有傳承中國書畫碑帖的目的,收藏與影印出版物的刊行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因果關係 [14](參見編註 3)。因此,可以把博文堂首次影印並刊行從中國攜來《北宋拓聖教序》(上野理壹藏,圖3)的明治四十四年 4 月左右,看做是該集團形成的上限時間,這壹點與鶴田武良在《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中國畫收藏的形成(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國畫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 [15]里記述的博文堂老闆原田悟朗(莊左衛門五子,1893—1980)的證言壹致,可謂壹語中的:

聽到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之後過了壹段時間,從中國來的大捆貨物也沒有事先打招呼,就源源不斷地送到位於韌的博文堂店里……清朝因革命被打倒,就像日本明治維新時那樣,清朝高官的俸祿沒了,生活變得困苦不堪,因此就打算把所藏的美術品賣掉,與東京的壹傢古董店協商,但那傢似乎不友好,於是就找到了名聞遐邇的中國通,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先生,委託他介紹合適人選,同時也委託了外務省尋找合適人選。外務省就此事與犬養木堂先生商量,湖南和木堂兩人都推薦了傢父〔原田莊左衛門〕,中國方麵(可能指傢道沒落清朝貴族收藏傢後裔—譯者註)才放心把貨物不斷地送到這里來。


圖 3ˉ 博文堂首次影印中國攜來《北宋拓聖教序》,明治四十四年 4 月,譯者拍攝


另外是關於該集團何時解體的問題。集團的核心人物木堂於昭和七年(1932),內藤湖南於昭和九年(1934)相繼去世,博文堂於昭和七年 8 月出版了最後的影印刊物《唐閻立本畫古帝王圖捲》(現藏波士頓美術館,圖 4),其後博文堂又於昭和十四年(1939)1 月出版了阿部的藏品目錄《爽籟館欣賞》解說,之後就再也沒有刊行過任何與收藏相關的書籍,因此可以說該收藏集團至少是在昭和十四年前後解體。

圖 4ˉ 博文堂影印本《唐閻立本畫古帝王圖捲》(捲子,昭和七年 8 月)


該集團的關鍵是作為中介者博文堂的有關活動。關於博文堂與惺堂的交流、博文堂在該收藏集團中所起的作用,以下通過“中介”“鑒定”“舉辦展覽會”三點來分析,下文中出現的“博文堂”是指代博文堂老闆原田莊左衛門和悟朗父子及職員小島甫。



(壹)中介

查閱壹下《菊池惺堂日記》,可知惺堂無論是居傢,還是出差在外,原田莊左衛門(後是悟朗)及職員小島甫都頻繁地造訪他 [16]。特別是如《菊池惺堂日記》昭和六年(1931)2 月 15 日的日記所記,小島赴惺堂的避寒地湯河原(同年 2 月 6日至 19 日居住於此地),向惺堂介紹並推銷博文堂的收藏,可見惺堂與博文堂是經常保持聯係:

小島甫來訪,帶來懷素的《苦筍帖》,是珍品。此外,還有房山〔高克恭,號房山〕的山水捲及藍田叔〔藍瑛,字田叔〕和八大山人〔硃耷〕山水捲,皆是名品。

此外,博文堂老闆也經常在自傢別墅“鬆茂山莊” [17](現兵庫縣川西市花屋敷壹帶)招待惺堂等,向他展示和介紹手邊現有的書畫古董。《書畫帖》(個人藏,圖 5—圖 7)是記錄造訪過“鬆茂山莊”客人留下來的短歌、漢詩或繪畫的畫帖,來客的名字記錄在高 17.5 厘米、橫 12 厘米,總計二十開中的十三開紙麵上。根據《書畫帖》的紀年,可知至少從大正八年(1919)6 月到昭和三年(1928)5 月為止,該別墅被用來招待來客。記錄在《書畫帖》上的人物及其造訪時間有:1. 犬養木堂(大正八年 6 月 21 日);2. 榊原鐵硯(大正八年 6月);3.阪正臣(〔1855—1931—譯者註〕,大正九年 2 月 24 日);4. 阪正臣(大正九年初春);5. 津田白印(1862—1946,雖無紀年,但從慧雲題記中,與前田同日);6.前田慧雲(1855—1930,大正十年〔1921〕9 月 19 日);7. 田邊碧堂(1865—1931,大正十壹年〔1922〕10 月 26 日);8. 惺堂(大正十壹年 11月);9.大橋廉堂(1897—1951,大正十二年 2 月);10. 吳天民(生卒年不詳,大正十二年夏);11. 吳天民(無紀年);12. 二峰(昭和三年 5 月);13. 尾上柴舟(名八郎,1876—1957,無紀年)。由博文堂主持的展覽會及中介的場景被描繪在惺堂的南畫上,畫贊:“壬戌建子月,遊於鬆茂園別館。玩古圖。惺堂居士。”正如其所示,《書畫帖》是壹幅以觀賞書畫古董為題材的文人畫,畫了如下場景:在墻上掛有匾額和畫軸,並放置著立像和盆栽,以及設有巨大窗戶的“鬆茂園”(指“鬆茂山莊”)別墅的壹室中,坐在椅子上的三人圍在堆放著書籍的大桌子旁,其中壹位身穿和服的人指著墻上的匾額和畫軸,向大傢解說(圖 6)。

圖 5ˉ《書畫帖》(第 2 開),犬養木堂書,個人藏。

圖 6ˉ《書畫帖》(第 9 開),描寫鬆茂山莊室內場景的畫,個人藏。

圖 7ˉ《書畫帖》(第 10 開),大橋廉堂描寫鬆茂山莊外景的畫,個人藏。


這樣看來,顯然博文堂和惺堂平時聯係就非常密切,無論在惺堂傢,還是在他出差之地,博文堂都會向他介紹推銷店里的收藏,有時還把他邀請到“鬆茂山莊”,向其展示並介紹書畫古董。



(二)鑒定

惺堂曾把自身所藏的《十七帖》(王羲之書信的法帖刻本)委託內藤湖南鑒定,這時博文堂也起了中介作用。關於《十七帖》,如《菊池惺堂日記》昭和六年 3 月 16 日至17 日的日記所記,昭和六年 3 月 16 日,惺堂過眼了“光畑”帶來的《十七帖》,第二天就去銀行取錢購進:

〔壹六日〕……光畑攜來了《十七帖》。

〔壹七日〕……上午從本鄉的銀行轉到黑門町的銀行。下午光畑來。

光畑叫光畑六郎,是壹位在東京市京橋區寶町壹番地 8 號開設古董店的古董商 [18],與滑川淡如也有很深交往。昭和十三年(1938),他成立了壹個“淡如先生遺墨展覽會紀唸出版刊行會”,並出版了《禾漁草堂李蘇詩帖》。惺堂大概是經由淡如認識光畑。另外,《菊池惺堂日記》昭和四年 8 月 4 日的日記中,有如下壹條:

……光畑來,攜來了陳白沙的書幅。

可見這個光畑時不時地向惺堂介紹推銷他店里的收藏。再查閱《菊池惺堂日記》昭和六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的日記,有如下記載:

〔二六日〕……博文堂來電報,說將於 28 日拜訪湖南先生。

〔二七日〕……過十壹時抵達京都,即赴三本木,博文堂老人來,協商明天拜訪之事。

〔二八日〕……上午十壹時乘赴奈良方向的電車,與博文堂和慧壹郎壹起出發,赴湖南先生山莊〔恭仁山莊〕,就《十七帖》,聽取他的種種不同見解。

鑒定後,在惺堂寄給內藤湖南的感謝信(昭和六年 6 月 3 日,關西大學圖書館藏) [19]中,記載有如下內容:

拜啟:前幾日打攪了您的閑靜,並承蒙您多方厚意,拜謝不盡!就您瀏覽過的《十七帖》,披露了您的不同看法,所言極是。此帖尚需繼續充分加以研究,敬請不吝指教。

通過這些資料,確認內藤湖南對惺堂藏《十七帖》進行鑒定的過程如下:先由博文堂出麵和內藤湖南協商,設定 5 月 28 日為鑒定日。27 日,惺堂到位於京都三本木的長子慧壹郎(1895—1945)處寓居,與博文堂協商。28 日鑒定日當天,惺堂與博文堂和慧壹郎壹起,帶著《十七帖》請內藤湖南鑒定。6 月 3 日,惺堂給內藤湖南寄出了上述感謝信,可知從內藤湖南接受委託鑒定惺堂藏《十七帖》,到實際鑒定之間的交涉活動,不是在作為“收藏傢”的惺堂與作為“鑒賞傢”的內藤湖南之間直接進行,而是通過博文堂來聯係和協調。

除此之外,博文堂也承擔發行惺堂藏品的出版物,包括《寒食帖》(大正十三年〔1924〕5 月 13 日發行,博文堂合資會社,捲子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李公麟瀟湘臥遊圖捲》(大正十二年 3月 30日發行,博文堂合資會社,捲子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20]。兩件都有內藤湖南的題跋:“甲子〔大正十三年〕四月。”就是說這些題跋和《十七帖》的鑒定壹樣,通過博文堂委託內藤湖南題寫的可能性很大。

(三) 舉辦展覽會

雖與收藏沒有直接關係,但博文堂與“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有關人物的展覽會頗有關聯,其介入了“鐵硯先生書畫展觀會”(昭和五年〔1930〕)、“羊石遺墨展觀會”、“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均在昭和六年,實際上“羊石遺墨展觀會”是昭和七年—譯者註)等舉辦事宜。“鐵硯先生書畫展觀會”就是昭和五年 11 月下旬,於晚翠軒舉辦的榊原鐵硯(名浩逸,1855—1937)展覽會。鐵硯與木堂是在慶應義塾讀書時的好友,以收藏書畫和刀劍知名於世。如《菊池惺堂日記》昭和五年12 月 10 日至 11 日的日記所記,10 日那天,接到博文堂通知的惺堂,第二天就去參加了中華第壹樓聚餐:

〔壹〇日〕……上午原田來通知,說明日鐵硯老做東,將於中華第壹樓聚餐。

〔壹壹日〕……赴中華第壹樓,鐵研〔硯〕老做東,與犬養木堂、山本二峰、內藤湖南、滑川達、博文堂、林文昭等做壹夕清談,盛興盎然。

參與聚餐的成員犬養木堂、山本二峰、內藤湖南、滑川達,與榊原浩逸編《鐵硯道人書畫冊》(博文堂,1930)上留下題跋的人物壹致 [21],他們應該是舉辦此次展覽會的主要成員,因此可看作是博文堂承擔了該展覽會圖錄的發行與安排聚餐會的職責。“羊石遺墨展觀會”就是昭和七年 5 月舉辦的以文人畫傢、雕刻傢而知名的內海羊石(1847—1930)遺墨展,幾乎在同時期,由鷲尾義直編輯的《內海羊石翁小傳》也由博文堂出版(1932)。如以下《菊池惺堂日記》昭和六年 11 月 18 日的日記所記,實質上擔任木堂秘書的鷲尾義直(名溫軒,1847—1930)代表木堂,與博文堂老闆壹起拜訪惺堂,與他協商。

……下午博文堂老人與鷲尾義直壹起來訪,就羊石老人之事和我協商。

至於協商了什麽內容,以上日記中沒有明確記載,但考慮到展覽會是在交詢社的文墨洞畫廊舉辦,可以認為這個展覽會場的安排是木堂通過鷲尾和博文堂,與惺堂協商的結果。交詢社是明治十三年(1880),由福澤諭吉首倡而創建的日本最早的社交俱樂部,慶應義塾出身的木堂從創建當初,就加入了該社的雜誌編輯工作,與該社關係很深 [22],因而他想在該社剛剛開設的文墨洞畫廊舉辦遺墨展,而文墨洞老闆中村長安又曾給惺堂做過秘書的工作,故木堂通過鷲尾和博文堂,讓他們與惺堂協商。順便提壹下,據《菊池惺堂日記》記載,文墨洞是中村經營的書法用品店,從昭和七年 2 月 22 日開始,店鋪遷到交詢社所在的二樓之後,也開設了畫廊。除此之外,中村還兼任惺堂他們主持的“遊戲三昧會”事務局之職,可見他與惺堂的關係非常深厚,由此可知博文堂和鷲尾穿梭於惺堂和木堂之間,在安排展覽會場的同時,也刊行了《內海羊石翁小傳》。

“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據《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趣意》(收入《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出版年不詳)記載,於昭和六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連著兩天,在東京美術俱樂部舉辦,是為了紀唸廉堂入蜀寫生旅行而舉辦的文人畫展 [23]。廉堂是惺堂的次子,原名介二郎(略稱介或玠),書齋名無盡藏齋,是文人畫傢,也是世界語學者。昭和三年 4 月 18 日過繼給惺堂本傢的大橋傢做養子,故改姓大橋。前出《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的末頁,記錄了 114 位“贊成者芳名及發起人”名字,從中可以確認到以下 19 位與收藏中國和朝鮮美術有關人員的名字。

○犬養木堂、河井仙郎、○山本二峰、○長尾雨山、○藤井善助、杉溪六橋、山岡千太郎、○內藤湖南、山本竟山、○阿部房二〔次〕郎、田邊碧堂、柚木玉邨、高島菊次郎、藤原銀次郎、○原田莊左衛門、荻原安之助、井上恆壹、守尾保太郎、橋本辰二郎

以上帶有○的人物就是以“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成員,應該說這個畫會是得到了該集團全麵協助,才得以舉辦。這點從為配合畫會而刊行的《廉堂入蜀畫譜》(博文堂,1931)中,亦可略見壹斑,因為畫譜上有鐵硯的外題,有犬養木堂、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的題詞,還有惺堂的跋文,作為出版部門的博文堂也名列其上。關於內藤湖南執筆寫題詞的經過,從以下惺堂寄給內藤湖南的書信(昭和五年 3 月 19 日,關西大學圖書館藏) [24],可知委託內藤湖南題詞亦是由博文堂來協調。

……關於畫譜之事,您在百忙之中答應給予考慮,雖然不勝惶恐,拜託您多多提攜後進。至於詳細與拜託之事,會由博文堂老人來進行。即便如此,在這之前,由小生來親自拜託您,想知道您的尊意如何,如此。

以上判明這個畫會在得到“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全麵協助的基礎上,得以舉辦,並由博文堂牽頭,編纂了《廉堂入蜀畫譜》,畫譜上的題詞也是通過博文堂委託內藤湖南來撰寫。

因此,上述這些展覽會的壹個共同點,就是博文堂起著發行圖錄,並壹手安排展覽會等事務局的作用。除此之外,在“鐵硯先生書畫展觀會”上,博文堂還負責通知鐵硯、惺堂等人的聚餐;在“羊石遺墨展觀會”上,木堂希望在文墨洞畫廊舉辦遺墨展的意向,也是通過博文堂轉達給惺堂;而《廉堂入蜀畫譜》上刊載的內藤湖南題詞,也是通過博文堂委託內藤湖南撰寫,這些都顯示了在該收藏集團中,基本上當事者們之間不互相直接委託或協商,而是通過博文堂來進行。

通過以上探討,整理壹下“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的形成與解體過程及其特徵,具體如下:壹般認為這個集團形成的上限時期應為明治四十四年 4月左右,至少在昭和十四年前後解體。關於作為該集團關鍵的中介商博文堂與惺堂之間的交涉,本文從“中介”“鑒定”“舉辦展覽會”三點進行了分析,結論是通過有關博文堂的中國書畫碑帖中介活動,判明從老闆到職員平常就與惺堂保持緊密聯係,無論惺堂居傢還是出差在外,博文堂都會把其收藏品介紹推銷給他,有時還在別墅“鬆茂山莊”招待惺堂。至於鑒定,亦從惺堂和內藤湖南的例子中,判明從委託鑒定到實際鑒定,“收藏傢”和“鑒定傢”之間不直接交涉,而是通過博文堂把兩者聯係到壹起,這點在舉辦展覽會上也是壹樣。亦即從展覽會的聚餐通知這些瑣事開始,到委託誰寫題跋、選定畫廊等,基本上都不是當事者們之間直接聯係或協調,而是作為事務局的博文堂壹手承攬了這些事務。究其理由,是該集團為了事先避開收藏風險,使得收藏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而設置了博文堂這個事務局,以便承擔收藏傢和鑒定傢之間的聯係與中介等所有事務性工作。


三、兩大收藏集團的變遷

先來看看以“《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與惺堂的關係。如上所述,惺堂從《書苑》創刊號開始,壹直給該雜誌提供收藏品的圖版,可知從該集團形成當初,就與他們關係深厚,但由於“滑達事件”,使得惺堂與淡如關係疏遠,再加上後來發生的“黑欽事件”,使得這個集團走向解體,結果是惺堂為了繼續順利開展收藏活動,便向“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靠攏。

那麽,惺堂與“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的交友關係什麽時候開始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木堂作為協贊會員、惺堂作為發起人而名列其中的大正二年(1913)舉辦的“蘭亭修禊紀唸會” [25],但在這個會上,他們有過多大程度的交往不得而知。實際上,惺堂與該集團交友關係加深大概是在大正中葉以後,如以下原田莊左衛門給犬養木堂的書信(大正七年〔1918〕12 月 23 日) [26]所示,大正七年時候,惺堂參加木堂和雨山等人舉辦的雅集,可見他已與該集團建立了很深的交往關係。

昨夜,淡如 [ 註滑川氏 ] 做東,招待雨山(於玉屋),鐵硯、欽堂 [ 註黑田〔木〕氏 ]、惺堂 [註菊池氏 ]、碧堂 [註田邊氏 ]、二峰 [註山本氏 ] 出席。星石 [ 註宗伯爵 ] 因做法事祭奠祖先而缺席。依慣例,大傢合作作畫,有欽堂和雨山的指頭畫,甚是有趣。

此外,《美術寫真畫報》第 1捲第 8期(博文館,大正九年 9 月 1 日)的中國畫特輯號上,除了雨山之外,還刊載了內藤湖南撰寫的《清朝盛世的代表畫傢(清朝季世の代表畫傢)》壹文,文中提及顧若波。據惺堂《顧若波的山水畫(顧若波の山水畫)》(同號所載),當時日本所有顧若波的畫都在惺堂手中。內藤湖南撰寫這篇論文時,瀏覽過這些畫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至少可以確認大正九年的時候,惺堂與內藤湖南已經有很深的交往。如此看來,可以斷定惺堂與“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的關係在“《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解體之前就已確立,而且他是逐漸向前者靠攏。惺堂經由博文堂,於大正十年(1921)出版了《畫中九友集冊》,大正十三年出版了《寒食帖》和《李公麟瀟湘臥遊圖》,並以此為契機,正式展開了其作為該收藏集團壹員的收藏活動,從公私兩麵,加深了與該集團的親睦關係。就是說,如筆者舊文所指出 [27],惺堂與“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的關係是從大正十三年到昭和五年為止,即惺堂就任由收藏傢藤井善助等人在京都岡崎設立的日本共立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總經理,長子慧壹郎擔任京都大學和龍穀大學講師(據《菊池惺堂日記》記載,其於昭和六年 4 月 23 日之前辭職),次子大橋廉堂在昭和七年年底移居京都,開啟了其作為文人畫傢的活動。

接下來,探討壹下在第 2 期中國書畫碑帖流入日本過程中,惺堂的收藏如何形成。通過對惺堂的收藏活動及其交友關係的考察,了解到他從大正中葉開始,由“《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逐漸向“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傾斜。與此同時,博文堂也在東京開設了分店 [28],吸收像惺堂那樣的“《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收藏傢,目標在於擴大其銷路。

但由於大正十二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關東為數眾多的收藏傢均遭遇不幸,開始沒落,像惺堂那樣以關東為基地的收藏傢,喪失了接納新來中國書畫碑帖的經濟能力。瀏覽壹下國華俱樂部編的《遭災美術品目錄(罹災美術品目録)》(吉川忠誌,1933),就知道遭災的收藏傢與他們的收藏品跨越多個層次,種類多樣。

仙人掌生在《古董界的中心移往大阪或京都(骨董界の中心は大阪か京都へ移る)》 [29]壹文中,引用了古董商平山堂老闆伊藤平藏的話,預測由於這次震災,古董界中心會移往關西地區,事實也果然如此。在“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中,針對新近流入日本的中國書畫碑帖,該集團在沒有遭受震災的關西地區收藏傢中尋找買傢,他們壹並購入震災後流入日本的完顏景賢和顏世清等中國收藏傢優質的中國書畫碑帖收藏 [30],此舉使得關西的中國書畫碑帖收藏成為世界之冠。

但為什麽“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會在關西形成壹個中國書畫碑帖的壹大收藏呢 ? 那是因為作為事務局的博文堂在關東大地震中,不是以關東的收藏傢,而是以關西的收藏傢為對象,有組織地擴大其銷路,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因素。還有壹點就是如藤井善助在以下《有鄰館記》(私傢版,1926)所示,其背景是眾多收藏傢對該收藏集團的收藏方針產生了共鳴:

……古來東方文物對世界文化貢獻極深,吾國文化的開啟自古以來,更深地受惠於中國,故在其文物中,尤其要尊重美術,發揚其光輝。但近來中國國事紛亂不已,堪稱是東方文化之驕傲的寶器名品滔滔不絕地流出海外,令人不勝感嘆。余弱冠之年,遊歷中國,因此,出於對其文物的親近感而生發的愛好與研究之情感,隨著年齡增長而愈發強烈,故欲防止具有悠久歷史的名器和堪稱典範的珍什被歐美人舶載而去,且也不忍坐視中國現狀,因而不顧壹己微薄之力,收集這些文物,不久就要積滿壹室……館〔有鄰館〕中陳列有銅器、石器、玉器、佛像、璽印、書畫、文房具、陶器、漆器等,也懇請其他收藏傢出陳其收藏,以提供給公眾觀覽,也提供給從事學術研究,或從事習作的諸君做參考。

就是說透過上文,可看出藤井等日本實業傢,針對由當時中國國勢混亂而引起以書畫碑帖為首的文物流失歐美這壹現狀,自以為應該把這些文物留存在從中國文化中獲益甚多且同是東方國傢的日本,而且應該把收集到的文物不秘藏,公之於眾,供做學術研究或提供給藝術傢做參考(參見編註 3)。這點也貫穿於該收藏集團其他收藏傢的心目中。現在,上野理壹、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等人的收藏品,被繼承了他們遺誌的京都國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收藏,並向壹般民眾開放。因此,可以說眾多收藏傢對該收藏集團的阻止中國文物流失歐美與收藏品公開這壹收藏方針產生了共鳴,是關西中國書畫碑帖壹大收藏形成的關鍵原因。


結語

本文以惺堂為出發點,就從沒被探究過的第 2 期收藏史,即從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探討了這壹時期中國書畫碑帖如何流入日本,如何在日形成壹大中國書畫碑帖收藏等問題,闡明了第 2 期收藏活動是以“《書苑》為中心的收藏集團”與“犬養木堂為中心的收藏集團”為核心而展開,特別是隨著前者的解體和關東大地震,以及擔任後者事務局的博文堂向關西地區收藏傢推銷中國書畫碑帖,使得關西地區形成了壹大中國書畫碑帖收藏這壹過程。

由於大正十二年的關東大地震,關東地區眾多收藏傢遭災,開始沒落,像惺堂那樣以關東為基地的收藏傢再也沒有余力接收中國書畫碑帖,結果使博文堂轉向沒遭受震災損失的關西收藏傢尋求銷路,並通過壹並購買震災後流入日本的完顏景賢和顏世清等中國收藏傢擁有的優質中國書畫碑帖,使得關西中國書畫碑帖收藏壹躍成為世界之冠。此外,關西收藏傢們對阻止中國文物流往歐美,並把收集到的藏品對外公開這壹收藏方針產生了共鳴,這點亦可以說是這壹大收藏形成的另壹大要因(參見編註 3)。

今後,筆者將像研究惺堂壹樣,對與兩大收藏集團交往很深的山本二峰等收藏傢,也加以探討,以期更深入地考察當時的收藏集團實際狀況,解開這壹時期日本成為由中國流入的中國書畫碑帖壹大集散地之要因。

編註:

1.本文譯自刊載於《日本中國學會會報》第 71 集(2019年 10 月 12 日出版)的論文,為照顧中文讀者閱讀習慣,徵得原作者同意,對原文做了適當調整。譯文中二戰前出版的日語文獻均改為目前日本通用的漢字。此外,文中的 [ ] 表示引用文中的原註,〔〕表示原作者的更正或補充說明。

2.日本政府在 1929 年 3 月 28 日、1933 年 4 月 1日,分別頒布了《國寶保存法》(法律第 17 號)和“有關重要美術品等保存的法律”(法律第 43 號)。前者是為了指定國寶的法律,後者是為了認定重要美術品的法律,這兩項法律取代舊有的“古社寺保存法”,重新以民間所藏品為對象。通過這兩項法律的頒布,如李氏《瀟湘臥遊圖》等,1900 年以後流入日本的很多作品被指定為“國寶”或“國傢級重要文物”,從而使得這些中國畫在日本的評價得以確立。

3.這隻是當時壹些日本人收藏傢或出版商單方的想法和觀點,值得商榷。近代中日藝術交流的背景和語境錯綜復雜,我們認為這些觀點需要在綜合中日雙方原始史料的基礎上,才能做出客觀和公正的判斷。


註釋:

[1]有關波士頓美術館收集活動,參照拙論《關於民國期完顏景賢的書畫碑帖收藏(民國期における完顔景賢の書畫碑帖の収蔵について)》,《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 11期,2010,第 44—83 頁。關於關西中國書畫收藏,參照正文中提及的《中國書畫探訪:關西的收藏傢及名品(中國書畫探訪:関西の収蔵傢とその名品)》、《國際研討會報告書: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的過去與未來(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関西中國書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來)》等書籍。

[2]關於惺堂,參照拙稿《菊池惺堂及其傢係(菊池惺堂とその傢係)》,《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 15 期,2014,第 28—50 頁。

[3]筆者在菊池隆村氏傢做調查時,偶然發現了 4 冊惺堂日記。日記以線裝本裝訂成冊,從昭和二年(1927)11月 1日開始記到昭和七年 10 月 26 日為止,暫且命名為《菊池惺堂日記》,這些日記已翻刻,分別連載於《書法漢學研究》第 24 期、《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 20 期、《相模女子大學紀要》第 82 期、《相模國文》第 46 期(均於 2019 年刊行)。

[4]參照拙稿《顏世清的訪日與中國書畫東傳:以顏氏寒木草堂書畫展覽會為焦點(顔世清の來日と中國書畫の日本への將來:顔氏寒木堂書畫展覧會を中心として)》,《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 18 期,2017,第73-95頁(中譯參照《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21年第 1期)。

[5]關於《書苑》雜誌,參照高橋利郎著《關於近代日本書法的看法:日本書法史形成的軌跡(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書への眼差し:日本書道史形成の軌跡)》,思文閣出版,2011,第 85—88 頁。

[6]《書畫古董雜誌》第 88 期,1915,第 75 頁。

[7]《書畫苑》第 1 捲第 1 期,1920,頁數未記載。

[8]依據以下文獻,《圍繞<李龍眠>畫捲六萬元事件的真相 川崎氏轉賣給滑川氏的<瀟湘臥遊圖>遇到了大麻煩》(《読売新聞》大正九年 12 月 5 日朝刊第 5 麵所收,ヨミダス歷史館,2015 年 3 月 9 日於國立國會圖書館閱覽和印刷),井土靈山編《書道及畫道》第 5 捲第 11期至第 6 捲第 2 期(1920—1921)捲末刊載的〈藝苑笑府〉。蓬心生(北川博邦):《關於菊池惺堂(菊池惺堂のこと)》(《篆刻》第 20 輯,1988)上提及的“滑達事件”,就是指此事件。

[9]在《珍品齊全的書畫展 23 日開始三天在美術學校舉辦》(《東京朝日新聞》大正十四年 5 月 21日朝刊第 7 麵所收,聞藏ビジュアル,2017 年 8 月 19 日於國立國會圖書館閱覽和印刷)這篇報道中,記述有如下內容:“據稱時價達30 萬日元的菊池氏的蘇東坡《寒食帖》及《李龍眠瀟湘臥遊圖捲》,是菊池氏在遭遇震災的當時,好不容易搶救出來的文物”。

[10]《書道及畫道》第 5 捲第 12 期,1920,第 59—61頁。

[11]參照《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第 37 期,2002,第 77—81頁,第 108—112 頁。

[12]關於欽堂,參照黑木矩雄《三代學者:黑木茂矩、安雄、典雄(三代の學者:黒木茂矩・安雄・典雄)》(《斯文》第 116 期,2008,第 20-32 頁)。關於淡如,參照柴田光彥《關於滑川淡如(滑川淡如について)》,《書學書道史研究》第 6 期,1996,第 37—57 頁;鬆村茂樹《滑川淡如記事:吳昌碩和日本文人交流側記(滑川淡如記事:呉昌碩と日本文人交流側記)》,《大妻女子大學紀要文係》第 28 期,1996,第 91—102 頁。

[13]關於木堂,依據筆者於平成二十八年(2016)12 月 19 日舉辦的書論研究會關東分會 12 月例會(六英社〔東京都渋穀區〕)上的發言稿《犬養毅與中國書畫的關係(犬養毅と中國書畫との関わり)》內容。

[14]參照菅野智明《關於博文堂的中國法書影印出版(博文堂における中國法書の影印出版について)》,《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 16 期,2015,第 14-52 頁。

[15]收入財團法人日中友好協會編《日中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唸 中國明清名畫展:中國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秘藏(日中國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唸 中國明清明名畫展:中國天津市蕓術博物館秘蔵)》,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出版,1992,無頁數記載。

[16]出自大橋廉堂《自昭和八年賀年郵件(自昭和八年年賀郵便)》(大橋傢藏)。小島的名字也出現在給內藤湖南的書信(關西大學圖書館所藏內藤文庫)上。除小島之外,廉堂還記錄了淺田英太郎、近藤威左夫等職員的名字。參照拙稿《昭和初期菊池惺堂收藏活動的人際網絡:以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為焦點(昭和初期における菊池惺堂の収蔵ネットワーク: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畫會を中心として)》,《書學書道史研究》第 29 期,2019。

[17]據原田悟朗回憶,阿部房次郎和富岡鐵齋也經常造訪“鬆茂山莊”,而且該別墅也是木堂來大阪時的固定住處。參照前揭註 [15]。

[18]關於光畑,參照前揭註 [12]柴田氏和鬆村氏的論考,及前揭註 [16] 中的《自昭和八年賀年郵件》。

[19]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 17:寄給湖南書信二五五九\菊池長四郎。資料信息如下:〔信封〕豎 21.3 厘米,橫 8.4厘米。消印「岐阜 / 六・六・六 / 前八‐壹二」,紙本墨書。〔信封正麵〕京都府相樂郡瓶原村 / 內藤湖南先生 /座下〔信封背麵〕封 / 於岐阜市外長良村後藤別〔莊〕/菊池長四郎〔書信正文〕豎 18.3 厘米,橫 68.4 厘米,紙本墨書。

[20]末頁上記載“大正十二年 3月 30日”,從內藤的跋文來看,應為大正十三年之誤。壹般來講,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的博文堂影印本是在書籍刊行之後,才被圖書館收納。該影印本於大正十三年 8 月 6 日被該圖書館收納,亦是對上述年代的壹個旁證。

[21]除此之外,還有雨山和比田井天來的題詞。林文昭是中華第壹樓老闆,與木堂關係很密切,以收藏傢知名。參照《木堂書信(木堂書簡)》(原田莊左衛門,1934)。

[22]出自《交詢社百年史(交詢社百年史)》(交詢社,1983,第 64 頁)。

[23]有關對畫會的詳細考察,參照前揭註 [16]拙稿。

[24]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 17:給湖南書信二三八〇菊池長四郎。資料信息如下:〔信封〕豎 20.5 厘米,橫 8.4厘米。消印「王子 / 六・三・壹九 / 後〇‐四封正麵〕京都府相良郡瓶原字口畑 / 內藤虎次郎先生 /坐右〔信封背麵〕封 / 三月十九日 於東京市外瀧野川田端五百番 / 菊池長四郎〔書信正文〕豎 19.8 厘米,橫104.4 厘米,紙本墨書。

[25]參照佚名《蘭亭修禊紀唸會活動(蘭亭修禊記唸行事)》,《書苑》第 2 捲第 8 期,1913,第 1-6 頁。

[26]參照《淡如主辦的雅會(淡如主催の雅會)》(收入鷲尾義直編《犬養木堂書信集(犬養木堂の書簡集)》,人文閣,1940,第 285 頁)。

[27]參照前揭註 [2]。

[28]《李公麟瀟湘臥遊圖》尾頁上,記載有出版社“博文堂合資會社”“分店 東京市神田區壹橋通町十七番地”“總店 大阪市西區靭上通二丁目十六番地”等,故可判明至少大正十二年(原文大正十三年乃大正十二年之誤—譯者註)關東大地震發生之前,博文堂就已經開設了總店和分店。

[29]參照《藝苑大震災記(蕓苑大震災記)(壹)》(《書畫古董雜誌》第 184 期,1923,第 18 頁)。

[30]完顏景賢參照前揭註 [1]拙稿,顏世清參照前揭註 [4]拙稿。


文 | ( 日 ) 下田章平

譯 | 範麗雅

來源 | 《美術大觀》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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